熊文灿的用意在于，张献忠听调，则我居功。

不听调，则余应桂任罪。

这便是他对内面对皇帝的时候，功劳都是我的，那黑锅都是手底下人背的。

对外则是虽然我给张献忠发了军饷，可实际上张献忠他是懂得官场规矩的。

我给的军饷不仅有对我的“返点”，还会有额外的润笔费呢！

大明的哪个官员，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呐？

就算有人说熊文灿不知逮捕张献忠，只顾自身利害，而留他关系数省之安危，恐将重蹈陈奇瑜的覆辙。

朝堂内如此有见识的话，可没有人听啊。

还被嘲笑杞人忧天，大明正在逐步转好，你这样说，是不是见不得大明的好？

朝堂之上已经很难在留有真话。

什么忠言逆耳，通通不再适用。

余应桂自己也在诏狱里上疏申辩。

全面追述近年来的抚剿始末，揭发熊文灿畏首畏尾，迁就退让，收受巨额贿赂，以致造成张献忠强占谷城要挟招抚的局面。

张献忠在谷城招纳亡命，买兵置器，人人知其叵测。

熊文灿却把他当作捍卫荆襄的前茅;派官调遣，张献忠不但不应，

反而扣留解饷官，谋求湖广总兵之职.而今更造浮桥横跨汉水。

凡此种种，熊文灿先足夸张冒功，后是掩匿不报，难道不是欺君么?

讲得有根有据。

遗憾的是，崇祯一概不予理睬.就把余应桂遣戍边地，调拨给吴国俊了。

事实证明，余应桂致熊文灿信中所说‘献忠必反”是有先见之明的。

就连一向桀骜不驯的左良玉也看出张献忠“反迹大露”，极力催促熊文灿发兵袭击。

熊文灿看在银子的份上，敷衍搪塞。

张献忠他虽怀贰心，但未开衅。

你左良玉虽敢斗，但部众末集。

贸然出击，其他受抚各部必然行动。

如不能胜，所失实多，不如慢慢来。

左良玉对熊文灿的脑回路极为震惊，反驳:

“不然，逆贼利于野战，而不利于守城，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彼士卒有骇心，粮饷无后继。

诸部观望必不齐心，贼寡我众，贼散我合，贼怠我奋，攻之必拔，袭之必擒，一失此机，后悔无及。”

这一番话说得熊文灿无言以对，只好苦苦相劝，禁勿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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