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敦煌太守裴岑的《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湖上游的关帝祠中,是屯军垦荒时,从土中挖得的。
其内容不见于《后汉书》,但文辞古奥,书法浑朴,肯定不是后人依托的。
因为是在偏僻的西域,没有人摹拓,石刻上的刀痕笔划还完整无缺。
乾隆三十五年,游击官刘存存(这是他的字,其名偶而忘记了。武进人)摹刻了一个木本,将**洒在上面,烧成斑斑驳驳,极像古碑。
两个本子并传于世,鉴赏家大都以旧石本为新,以新木本为旧。
与之争辩,傲然不信。
同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又有亲眼目睹的人,却还会如此的真伪颠倒,更何况千百年之外的事呢?
《周易》的象数,《诗经》的小序,《春秋》的三传,或者是和圣人同时,或者是离古代不远,师徒授受,头绪很清楚。
宋代的理学家却说:“汉代以前的人都不懂,我凭借理弄懂了。”
和此事很相像吧!《阅微草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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