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者之目。故他每一题到手，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的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才得以发挥他的自由思想。间或也遵朱注，但他必把众人应说的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例如下：

（一）有一次，月课题是《孟子》上的“彼恶敢当我哉”一句。他便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剑击案，起兵拒之”的情形。他的意思，是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那时他已读过《战国策》，对于战国的情势已相当明了。大旨是说：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是《论语》上的“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章。他把这题作了两卷：第一卷是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同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就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吗？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若不即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吗？第二卷的立意，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齐一段，不是曾说“孝哉”二字是别人说的话吗？因此，他便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子的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为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即该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直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亦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原文“可”字。按朱注明明说：“蘧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他这种说法，就显然与朱子违反。

这三本卷子，当时全被录取。他说，他未曾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是有之，也是暗合。他每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股文，本是对偶；而他偏偏欢喜作散行文。题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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