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现在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并不必限定年龄，使为工为商为农的，及早年失学的，都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

但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立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一九二二年，宗吾同省视学游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见到南北各省学校办理的成绩，比较上虽不无优劣的差异，但同在现行教育制度束缚之下，是不会有理想的发展的。

因此他考察归来，即力主实行考试制，以救其弊。一九二三年下学期，成都开

“新学制会议”，他便同几位省视学，及会员多人，提出考试案，开会讨论，未蒙通过。

会毕，他即单独上一呈文，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即后此十年教育部才颁令全国的会考制度。

他于呈文中列举理由十六项，并请在原籍富顺试办，经省署核准，委他为主试委员，一九二四年暑假举行，后来推广于川南各县。

一九二五年年假，叙州府联立中学学生毕业，他复为主试委员，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他拖出寝室，痛打一顿。

据他说，打时秩序非常之好，全场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他也默不做声，学生只是打，他就只是挨，学生打够了，临走，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他躺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学生走后，他请宜宾知事来验伤，将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又请该校邓校长到床前，他便口授电文，由邓录出，呈报上峰，历述经过情形，末云：“自经此次暴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历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疗养稍愈，即宣布继续考试，他裹伤上堂，勒令全体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人不到，就是打他的学生也无例外；但场规较前更加严厉了，学生也只得规规矩矩地考下来。

事后，他特作一书，叫做《考试制之商榷》，说明考试的必要，尤其注重学制的改革，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

他常常对人说：“不经这一次痛打，我这本书是作不出的，所以对于该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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