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他的许多著作正在他想要倦勤的时候公表于世，突然惹起了各界的重视，于是这方面也要拉他，那方面也要争他，都被他一概谢绝。可是他的谢绝，并不是自高身价，也不是沽名钓誉；他是看到世事不可为了，自问没有力量出来担当大任，甚且在现实政治的旋涡中，即想洁身自好也是很难保持的。他自民国初年，即已绝意政途，如万不得已，出任政治上的工作，也只有请求担任低级的职务，这层我在前面已是叙述过了。在这方面说，他的心理，实在和人家不同：人家做官，是愿意越做越大；他做官，是愿意越做越小。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这种态度，是消极的，不革命的；但是他孤掌难鸣，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半都死去了，黑暗势力越来越大，所以他自忖爝火之光，是不易冲破黑暗的。他早已看惯各省军阀们的全武行带打，更看惯四川一省的蛮触相争，这些英雄好汉们，看起来是剑拔弩张，有不可一世之概，其实对国家的兴建上，是消极而又消极，破坏而又破坏的。至于举国的政治人物：有的则唯恐天下不乱，借以朝秦暮楚；有的则托庇在枪杆之下，足以逞快一时；此外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只因他看惯了这些现象，所以才有《厚黑学》的出世。《厚黑学》出世了，他也只有退出局外，冷眼作壁上观了。但他对于人民大众，青年学子，依然是不失望的，所以才有十余年来在教育上的一番努力。他在这种培养国本的事业中，不惜被打，被控告，被发传单，他仍是兴致勃勃地干去，一直到他在教育上的主张和办法，统统贡献出来为止。

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他先后充任刘文辉刘湘部中的顾问及编撰委员；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又改任省府的政闻编审委员。我们看他数十年来的做人、为学，以及平日的抱负，他岂是想借着一时显赫的军人有所贪图吗？古来的高士，原有隐于朝、隐于市、隐于山林的不同。隐于山林的人，多半是矫俗立异，自高而卑人，还有“身处江湖之上，而心在廊庙之中”的，这等人可说是隐而不隐；隐于市的人，那是愿意“和光同尘”，既不矫俗，也不立异，但他过去的一段生平，总不能为众人所忘，这等人，仍可说是隐而不隐；唯有隐于朝的人，权且处在一种清闲的位置，在一般人看来，他还是做官，不用另样的眼光去看他，在当权的人看来，以为这个人还算就范，也不怎样地疑忌他，但他本人则正是“身处廊庙之中，而心在江湖之上”的，这等人，可说是隐而不隐，不隐而隐，是谓之真隐。宗吾当时处身的方式，当是属于这一类吧。他本是好主张好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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