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洋人无论何事，都是各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就“返本线”看来，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己”点（国），其余各点，也未看见。他们既未把这根线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也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的，所以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二语出《礼运》，或以为道家之说，故浑言孔老），这样，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沦疏阔；西洋人研究得很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洋人所研究者，以中国的看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其实，西洋人讲竞争，讲超人，都是末流之弊。至若希腊三哲，何尝不是孔老一流人物？中国号称儒、释、道三教并行，但今之和尚道士、秀才举人，何尝有几分与释迦孔老相类？其末流也是与西洋一样。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的冲突，又源于学说的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而言，则释迦、孔子、老子和苏格拉底诸人，固无所谓冲突。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西洋近代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是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的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以上是宗吾《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的扼要介绍。此外他在本书中，详述“宋学”与“蜀学”的关系，说二程的学说，深受当时蜀学的影响，尤其是程伊川的“易学”，是受了箍桶翁和卖酱翁的启示，才别有会心。同时，四种道教和佛教也是盛极一时，二程当深有所濡染，所以他们后来能做出三教融合的工作。再则蜀主孟昶在当时提倡文化的热心，与夫政治的清明，可谓甲于天下。苏子由对于老学的研究也是前无古人。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当时的四川可称为此后中国文化的摇篮。宗吾对于这些问题都加以考证和说明，这是国内一般讲学术史的人不曾注意的。

至于他提出以老子来贯通中国的全部学说，西洋和印度的学说各走极端，唯中国学说可以济二者之弊这种观点，是否也是太偏，太主观，我在此不愿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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