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六大特色，据他说，是由于中国的民族性自然形成的。而民族性的形成，又是因为中国地处温带，故与热带寒带的人迥乎不同。因而中国主义也就与印度主义、西洋主义迥乎不同。温带上气候适中，故其主义也适中。因此，他说中国主义具有融化印度主义和西洋主义的能力。例如，《大学》一书所讲的是格致、诚心、修齐、治平的道理。从前印度学说传入中国，与这种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经过周程陆王诸人出来从格致诚正上用功，就把中国学说和印度学说融合为一了。这是学术史上的大工作。近今西人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等主义，传入中国，又发生冲突。我们应该努力工作，把古人所讲的修齐治平与之融会贯通，如能完成此种工作，则中西印三方面文化，就能融合为一；而世界大同的基础，也就算确定了。

他更说：从前印度佛学传入中国，我国的人士尽量采用它、修改它、发挥它，于是所有禅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一一中国化，大得一般人的欢迎。今之西洋主义传入中国，往往扦格不通，流弊百出，就是因为未经过“中国化”的缘故。所以今后采纳西洋文化，应当用采纳印度文化的方法，使亚当·斯密、达尔文诸人的学说，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制法，把那有毒的一部分除去，单留下有益的这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的生存。亚当·斯密发展个性不错，错在因发展个性而妨害社会。若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其他如克鲁泡特金诸人的学说，也一一用此法炮制，则西洋学说，也就一一中国化了。既已中国化，即可通行于世界。何以故？因为温带上的学说，固足以救热带上寒带上学说之偏哪！

宗吾的另一研究对象更是“性灵与磁电”的问题。这个问题仍是他对于“心理与力学”研究的继续，也可说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他自从倾向“性恶论”，大胆地提出“面厚心黑”之说，仍是在“人性论”上做继续不断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不仅否认了“性善说”，亦同时否认了“性恶说”；至于“性善恶混说”、“性有善有恶说”，以及“性有三品说”，他也完全否认了。以后他发现人的心性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但是却有一种“力”。此“力”能推能引，与物理的现象并无不同，于是而有《心理与力学》一书之作。时至今日，他更创一假设：“人的性灵，从地球的磁电转变而来。”如果这一假设，将来得到确切的证明，则可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唯物与唯心之争，就成为徒然多事了。但他为学力与年龄所限，不能把这一假设予以确切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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