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完成了城内的采访任务后，将到马马耶夫岗，对你和基里洛夫进行专访。记住，一定要接待他，他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记者。千万不能怠慢他。”

听到爱伦堡这个名字时，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前尘往事都涌上了心头。假如当初不是他报道了我屠杀德军俘虏的事情，引起了不良后果的话。也许我现在还是将军，每天跟在朱可夫或者罗科索夫斯基的后面，给他们当一个没有什么危险的副手，也不用待在这见鬼的马马耶夫岗，惶惶不可终日。

崔可夫听到我这里没声音，有点着急，不禁提高了嗓门：“喂，奥夏宁娜。你还在听吗？”

我连忙答道：“司令员同志，我在。请您放心，我一定接待好这位来自《红星报》的战地记者。”没等崔可夫放下电话，我忽然想起了已经好几天没消息的普加乔夫和佩尔斯坚了，赶紧趁崔可夫搁电话前追问道：“司令员同志，我想问问我原来的二团长普加乔夫少校，还有坦克营营长佩尔斯坚少校怎么样了？”

我的这个问题让崔可夫沉默了许久，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你所说的两名指挥员，在保卫的小学校的战斗中，表现得很英勇。他们一边掩护炮兵观察员为炮兵提供射击参数。一边和企图夺回学校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就先后打退敌人发起了三十多次冲锋。当他们仅剩几个人的时候，还坚守在学校教学楼的楼顶。顽强地和敌人战斗着。”

在我听来，崔可夫说话的口吻想在念悼词，我越听越提心吊胆，最后忍不住打断他问：“司令员同志，他们两人是不是都牺牲了？”

我的问题一出口，崔可夫马上就用莫名其妙的口吻反问道：“牺牲，谁说他们牺牲了？就在他们快支撑不住的时候，我派出的援兵及时赶到，消灭了围攻他们的敌人。你的部下连两名指挥员在内。只剩下了七个人，而且个个带伤。我便派人把他们送到了河边的野战医院。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个把星期以后。他们就能出院了。”

我刚放下电话，基里洛夫便凑过来好奇地问：“奥夏宁娜同志，司令员说有位战地记者要到我们这里，是谁啊？”

虽然我爱伦堡曾经在我被降职后，亲自赶到机场来为即将前往列宁格勒的我送行，还送了我不少的东西，但我心中对他的怨恨却始终无法消除。没想到，时隔不到一年，他又要出现在我的面前，真是冤家路窄啊。

对于基里洛夫的问题和阿赫罗梅耶夫好奇的目光，我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对两人说道：“崔可夫司令员说，是来自《红星报》，他目前正在城内采访正在和敌人进行战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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