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虽然弹劾魏忠贤的奏疏显得心胸狭隘、且影射了宫内之事而政治上极不成熟，但作为泰昌的托孤之臣，这个人的忠诚和清廉毋庸置疑，他既是东林可也是立场坚定的帝党，其品行操守比左光斗及后来的韩、钱等人不知高到哪儿去了，所以罢官流放或者关几年怎么都行，无论如何都是万万杀不得的。

这叫政治斗争扩大化。

和万历比起来，天启在这方面要稚嫩很多。

最后，如果说万历死得太不是时候，那么天启就是死得太早。

这爷孙俩随便一位晚死五年，后金都崩了。

因为他俩死的那一年，后金都在明朝几经折腾才形成的正确战略的压制下，开始陷入极大的困境。

万历末，熊廷弼稳住了局势，沈阳固若金汤的同时，正面防守侧翼袭扰，在周边渐次挤压后金的生存空间，逐步集结关内精锐客军伺机进逼，努尔哈赤一点机会没有。

结果万历一死，熊廷弼被搞下去，不但两阳丢了，几万精锐客军也一波送掉，明朝丧失解决后金最好的机会。

天启末，明朝收缩至宁远在辽西坚壁清野实施三方布置，后金无粮陷入饥荒，史载“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

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不出三年，后金必内乱。

这时候天启死了崇祯上台，前线总指挥换人，开始“送”粮食，“帮”皇太极解决了继承汗位之初的最大危机。

总体而言，万历末和天启末的明朝都恢复和保持了对后金的战略攻势。但是这两位一死，人亡政息，当后金在崇祯二年利用皇帝的用人失误成功地打破明朝两翼的牵制力量时，意味着双方的战略态势逆转。

从此后金成为了战略攻势的那一方，后方没有压力，可以毫无顾忌地收拾蒙古、征服朝鲜、破口入关劫掠了。

和后面他弟弟崇祯这位小事较真、大事糊涂的继任者相比，天启已经是很合格的皇帝了。

天启皇帝上台初期就几次召集廷臣集议方略，最终决定了固守辽西的策略，而固守辽西的关键就是广宁。

当时熊廷弼先前提出的“三方布置策”就是以广宁为主，在这里重点设防，部署了精锐的步骑兵；然后以山海关为策应之地，屯驻重兵，设置经略，节制三方。

在天津、登州、莱州各置舟师策应，从海上进行牵制，乘虚进入辽南沿海地区，攻击女真的侧背。

这实际上是熊廷弼一贯坚守防御的战略，他的思路是“防边以守为上，缮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