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欧洲三国与日本的第一次交涉在堺港进行。

这次交涉，三国的主要负责人是英国驻东方大使贝伦伯爵，这位伯爵全权负责英国在东方的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位高权重，恰恰意味着他是一个花瓶。

原因很简单，因为交通和通讯的问题，欧洲与东方的往来本就不多，又是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紧张，使得欧洲三国在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时常受到刁难，所以东西方贸易的大头仍然被帝国掌握。

而在战略态势方面，帝国虽然已经过了主要的扩张期，但在国际事务之中仍然采取相对主动的态势，在东方固本培元，在西方合纵连横。也就是说，欧洲各国在欧洲范围内疲惫应对来自帝国的挑战，相反，却很少有机会前往东方给帝国找茬。

因为这两方面的重要原因，帝国的外交体制的配置采取前重后轻的体制，一直以来，除非帝国派遣裕王这样级别的官员前往欧洲，总揽帝国对外战略，否则帝国主要的对欧外交权力核心在西津、苏伊士与休达三地。

掌管西津是帝国的荣亲王，可以说，除了外交战略设定这样的底层构建，荣亲王李素几乎拥有帝国一切对欧的决策权。而外交部在派遣对欧使者驻扎休达，这个使者则是主要负责联络驻欧各国的大使馆，同时担任帝国驻国联的大使。

而苏伊士的绍杰，则负责帝国在北非和西亚在内的阿拉伯地区的事务，但因为与欧洲关系纠葛，他也需要承担一些对欧事务。

虽然有三个核心，但李素拥有最高决策权，除非战略事务，其实都未必要请示国内。

而外交事务，从来都是纷繁复杂的，所以，欧洲主要国家驻帝国申京的大使往往就是一个花瓶外加传声筒，很多时候没有多少具体事务。而驻扎帝国西津的领事馆，才是与帝国进行联系的主要外交机构。

帝国的前重必然导致了欧洲方面的前轻。

贝伦伯爵能成为英国驻帝国大使，更多是因为其尊贵的身份。而英国虽然在日本京都设立了驻日大使馆，但大使一职长期空缺的，反倒是英国驻长崎的领事更为重要。

因此贝伦既是驻帝国大使，也负责英国在东方的全权事务。

在京都事件中死难的倒霉蛋里，有英国人也有法国人，唯独荷兰人没有伤亡。而法国在东方的外交存在，更是流于表面，甚至连驻日本大使都没有，其在日本的事务，长期由英国和荷兰方面代理，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拿不出一个能出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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