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徽宗诏罢科举并不能凸显其人英明或者昏庸，这个决策更像是在新政改革这条路上，狠狠踩了一脚油门。

拜宋朝相当兴盛的文治所赐，太学制与科举制的优劣和存废问题基本上贯穿了历次兴学。

比如庆历兴学时，仁宗就诏群臣讨论教育，欧阳修等人上表力陈科举弊端，并首次提出了三舍法，只不过当时并未得到采纳。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兴学中，新旧两党围绕科举和太学的弊端更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丝毫不让。

最为特殊的便是哲宗继位高滔滔听政的元祐年间，旧党得势后几欲废学，以苏轼为首的废学派对太学极端轻视，称若是圣贤复生，则“选举养才，其必有道，何必由学？”主张百年科举之法不可变。

相较而言，当时力挺太学的苏颂看法也更接地气，首次喊出了“国家取士，行实为先”的意见，并诘问科举“但校文词，何知行实？”

不过关于两者优劣存废之议当中最有远见的还是第二次兴学时吕公著的意见，在科举正盛的神宗一朝他上表劝告，请神宗“先建学校，兼而行之，学校进者岁增，科举取者岁减”，这样花上一二十年便可以保证从科举到学校的平稳过渡，但可惜后来两党斗争愈发酷烈，这份意见也被束之高阁。

而关于徽宗为何选择如此激进的做法呢？

现代知识告诉我们，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封建时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则不同，由皇权和朝堂发起的改革本质上是利益的互相妥协。

变法新政既想求国家富强，又想求士人满意，还想求个人好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一次次变法中受伤的永远只有百姓。

而当百姓再也榨不出油水的时候，再无妥协余地的新党就只能向旧党发起决战，科举就此取消。

事实上回顾宋史，因为封建时代变法本身的软弱性，导致所有变法最终都只会变成对下索取，与三次兴学相对应，宋朝的第一次苛捐杂税激增就发生在仁宗一朝。

而北宋的第二次苛捐杂税激增恰恰就是宋徽宗时期，而且这还是建立在并未废除仁宗一朝杂税的情况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惨况和地主们兼并土地的盛景已可想而知。

宋徽宗和蔡京执政时的极度腐败在咱们历史课本上都有，故而此处就不再赘述，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水浒传》当中的智取生辰纲。

水浒传的故事是施耐庵根据宋江起义记录加工而成，但生辰纲这道苛捐杂税在徽宗时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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