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向侵权和腐败分子追查、追回国家机关财产、国企资产应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这个关键问题必须予以明确。

关于这一点，早在几年前，众多经济学家、法学家多次呼吁用严格的法律手段来保护国有资产。如2005年在物权法草案大讨论之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扬哓青、毛主席旗帜网评论员红木（郭松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他们特别担忧国有资产流失，希望物权法能够如宪法“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国家财产应当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巩献田表示，他从来没有反对保护私有财产，但是他坚决反对来路不正、来路不明的私有财产。他认为，只有强调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权，私人财产权才能得到可靠的保护，而且“在法律地位上，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不能同等对待。”；“对侵犯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责任追究应不受时间限制”。杨帆说“法律的制定，要考虑中国的社会实际，张维迎他们认为赦免了私企‘原罪’，就天下太平了，这是有偏差的。如果把这些暴富起来的人的财产合法化了，会引起更大的问题。国家不清算，老百姓会来清算。”（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10日A20～A版、广州日报2006年12月21日A10版等）

张新宝等法学家则从法学技术角度，论证并提出几项改进诉讼时效的措施，包括公有物权和私有物权一同保护：一是提出返还原物请求权，应当由民法通则的2年时效修正为20年时效；二是排除妨害请求权，一般认为不会发生时效之适用问题；三是消除危险请求权，一般说来，不适用诉讼时效。（张新宝《物权保护的几个主要问题》载《物权法名家讲座》第184～187页）

以上这些措施，虽然比民法通则进步了些，但还是存在一定问题。首先，过去在保护国家财产时，一般采取利用公法和公诉的渠道进行，也有的国企被当作民商事主体利用民法和民诉的渠道进行，无论是采取什么渠道进行，但保护国家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措施一直是优先级的措施，能否将公法的诉讼时效统一到物权法诉讼时效上来？

其次，许多人认为保护国家财产是多管齐下，又得到国家公权力的优先照顾，好像保护国家财产比保护私人财产容易。其实不然。国家财产不仅来自私权私利的侵害，而且还来自“公权公利”（假公济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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