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于是经历了“五姓十三君”的乱世局面后，宋人意识到人命的可贵姓，抱愧在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

再加上老百姓普遍不愿意打仗，朝廷也自然珍视生命，除了不轻易打仗以外，就是在刑事判决时尽量没有冤案。

此外“不得掩塞其口”尤其值得称道，因为在武则天时代，处决犯人正好是要掩塞其口的，避免他喊冤，因为那时有两个著名的酷吏，屈打成招的例子太多的，不塞不行啊。

而宋人这么做，无疑是拨乱反正，让犯人享有“临刑称冤”的权利。

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

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

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

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

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

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

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

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

也就是今天常说的疑罪从无。

所以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

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

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

对于剥夺生命的极刑，古人表现出极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许“秋后问斩”，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能执行大辟之刑，因为古人相信在春夏时节处决犯人，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

只有秋季是肃杀的季节，才能用来处决犯人。

所以，也就是说，即便坐实了李小鱼翻的案，他也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来想办法翻案，不必急于一时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宋代的这套“临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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