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0章惇和司马光第二次较量

司马光没有听错，确实是苏轼在叫他。

苏轼自从元丰七年正月离开黄州，一路游山玩水，访朋问友，到金陵已是七月，这之后去真州，继而游镇江、扬州，到常州任上时，已是元丰八年的三月。几天之后，赵顼驾崩。与各州县官吏一样，苏轼也在引颈鹄候京都的消息。到五月中，诏书来了，苏轼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接到诏书便离开常州去登州，到得登州，已是九月了。一路上走了四个月，还算是没有多耽搁。但到登州只五天，诏书又到，召苏轼回京任礼部郎中，刚到汴梁，又转任起居舍人。苏轼已饱经忧患，受尽困顿，身处密近，骤履要地，真正是心有余悸。其时蔡确尚未辞相，苏轼找他请求外放，蔡确没有答应，话也说得很客气：“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这之后不几天，苏轼又迁中书舍人。此时，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回到京城，任右司谏。兄弟俩在汴梁团聚，又各任要职，竟然是喜忧参半。

苏轼既然能在举目无亲的黄州用不多时间便融入其间，东京汴梁是旧游之地，朋友又多，又有弟弟苏辙相伴，日子过得欢娱乐和，再与黄州相比，不啻天壤了。苏轼又举荐黄庭坚为校书郎，举荐秦观为太学博士。黄庭坚和秦观，与当时同在史馆的晁补之、张文潜均为一时俊彦，风流儒雅，照映当时。这四人追随于苏轼左右，苏轼虽未以师道自居，其道德文章却也算得上是诸人的领袖，天下后世便称此四人为“苏门四学士”。因苏轼的“乌台诗案”而贬黜的王诜、王巩也被起复回京，所谓兄弟聚首，友朋凑集，文酒赏适，苏轼是乐在其中了。

如果苏轼在公务之余与友朋或登临宴饮，或诗歌赠答，或由侍妾朝云泡点密云大团龙茶以之品茗闲话，并且乐在其中倒也罢了，偏偏他又管起了闲事。

司马光上疏言免役法五害，请罢免役法，苏轼不以为然。苏轼在杭州是通判，因当时杭州没有知州，苏轼便是事实上的知州。之后在密州、徐州、湖州都是知州之职，他对免役法利弊的理解比司马光要客观得多。他没有上疏言事，而是直接到通议事都堂找司马光理论。他走到离都堂不远处，见司马光送蔡京出来，正返身要回都堂，遂出声叫了一声“君实”。

司马光闻声转过身来，对苏轼笑道：“原来是子瞻，来都堂找我吗？”

苏轼走得离司马光近了，拱手笑道：“轼见过大丞相。”

苏轼从舍人院到都堂见司马光，是冠袍带履穿載齐整的。他与司马光的关系算得上是亲厚，便是从登州回京也是司马光举荐的。司马光为门下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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